今年头两个月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了23.6%、21.2%的2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引起了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的关注。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比去年12月的15.2%增速大降2个百分点。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

今年头两个月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了23.6%、21.2%的2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引起了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的关注。

本报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于3月20-21日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会议认为，年头两个月，全国经济总体保持了平稳向好的趋势，但进一步向好的基础有待巩固。目前各地投资主要靠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及房地产投资拉动。出口增长快，与节前提前完成订单、集中交货有关，但从一季度和全年看很难保持高速增长。至于在消费方面，高档餐饮及名酒消费明显下降。

分析会还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市场需求不足。国际经济形势无明显好转，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国内需求回升动力依然不足。

禁酒令致消费低迷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头2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

头2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这不仅比去年全年名义14.3%的增速大幅下降，而且比去年7月份的13.1%全年最低增速还要低。

具体按消费形态分，1-2月餐饮收入增速只有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为1278亿元，同比下降3.3%。

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新年指出，像集团消费，实际上就是公款。限额以上企业可以理解为高档餐饮店。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

“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出台引发高档消费的狂降。比如商务部在今年2月的一次例行发布会的数字显示，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出台以来，一些高端餐饮企业的经营和高端白酒的销售大幅度下降。据抽样调查，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上海、宁波分别大概下降了35%、20%、30%左右。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此前指出，“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来看，反对奢华浪费和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

发改委担心市场需求不足

不过，在今年1-2月社会零售额增速降低，可能会使得全年的消费增速放缓，并进而使得经济增速可能下降。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王宇雯指出，根据目前的数据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不会太高，可能在7.8%-8.1% 之间，至于全年的经济走势仍待研究。

“整体而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已经进入到7%-8%之间，以后应该适应这个速度。”她说。

有意思的是，出口、投资和工业整体良好。1-2月，今年头两个月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了23.6%、21.2%的2位数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累计为9.9% ，也比12月增速低0.4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判研经济形势认为，下一步经济进一步向好的基础有待巩固。目前中西部多数省份和部分东部省份的工业增速回落，投资主要靠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及房地产投资拉动。至于出口一季度和全年看很难保持高速增长。

研判进一步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不足。国际经济形势无明显好转，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国内需求回升动力依然不足。此外企业成本上升，效益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人工成本提高等问题也很突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指出，2月份的进口指数很低，预计在两个月左右反映在实际出口增速上。预计下一步的出口形势不是很乐观，“考虑到消费形势不好，整个经济搞不好可能要重新走回到过去加大投资的老路上去。这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如果加大投资，经济回到8%以上，可能会引发新的高通胀，那时降低通胀将是重要的问题。目前整个经济仍处于回稳的状态。”他说。

鱼翅成本几十卖千元 三公畸形消费之惑

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出台后，公款消费、公务浪费、畸形消费现象仍然存在。

舌尖浪费：鱼翅消费超五成涉“公”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表示，50%左右的鱼翅消费涉公，也就是公款吃喝或者是宴请公务人员，“很多企业花钱搞商务宴请，对象就是那些手中掌握资金、项目审批权的政府部门官员。”

“过度浪费、奢侈品的过度消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每份成本几十元的干鱼翅做成鱼翅羹后疯涨至1000元以上，畸形消费令人咋舌。

记者调查发现，鱼翅、海参、燕窝等已成当前公务和商务宴请的“必备品”，甚至“无翅不成席”。各大酒店也以能否做“燕鲍翅”来衡量档次高低，吃鱼翅之风尤以北京、广东等地为盛。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从鱼翅消费情况的变化也能说明公款在鱼翅消费中的比重。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元旦以来，从北京、天津、上海、宁波等地的餐饮企业经营情况来看，点鱼翅的客人少了。在北京地区，高档酒店的燕窝销售下降了40%，鱼翅下降了70%，一些鱼翅专营店如谭家菜的销售额更是下降了50%。

但是，据记者最新了解的情况，鱼翅消费的情况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鱼翅是我们的特色，现在卖的也挺好，我们这边是会员制，安全没问题，您要是有顾忌我们可以把位子安排在里面。”北京美锦谭馔鱼翅酒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鱼翅我们还在做，人均费用500多元吧，虽然目前消费鱼翅的人有所下降，但是来吃的人还是不少。”北京金悦利湾(金融街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商家眼里，鱼翅是“香饽饽”，是挣钱的主要项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牙拣翅价格为七八百元一斤，青片翅价格达到1500元一斤，而一斤鱼翅泡发后至少能做十几份，一般饭店里最便宜的鱼翅售价也在300元左右，最贵的上千元，实际上成本只需要几十元。

鱼翅究竟富含多少营养使得中国人如此青睐呢？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农学会副会长李里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鱼翅、海参、燕窝这三种食品的营养价值并不很高，如果单从营养上讲，有许多比它们好且便宜的食品，有人特别喜欢只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以取得心理满足。

成百上千元的鱼翅究竟是哪些人在消费？记者以消费者的名义咨询多家高档酒店，“您要是商务宴请，那首选鱼翅，鱼翅显得高档上档次，反正花公家的钱；要是家庭聚餐就不推荐吃鱼翅。”酒店服务人员告诉记者。

指尖腐败：买高档烟多数索要发票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脱稿发言《如何避免“八项规定”一阵风》，获13次掌声。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大家对奢侈浪费、公款浪费的反感，对中央新政策落地生根的期盼。然而，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在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出台后，高价烟仍然受宠，炙手可热。相关专家认为，各地愈演愈烈的高档烟消费已脱离了正常消费范畴。

“你要是送礼，就买这个烟，650元一条。”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家烟酒专卖店里，老板拿起一条软中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中华卖得最好。一位市民看记者一直在打听各种高档烟的价格时，气愤地说，“一条烟就是一个低保户两个月的生活费，真是太奢侈了。”

记者在烟酒专卖店调查时注意到，前来购买零散香烟的普通市民青睐每条售价50元至300元不等的香烟，而购买整条甚至批量购买高价烟的人则大多索要发票。“我们主要靠卖高档烟挣钱，因为高档烟利润高， 买高档烟的都是一买好多条，也不问价钱，还让开发票。这大多是为了送礼，很明显嘛。”北京朝阳路一家烟酒专卖店老板告诉记者。

另外，一些政府部门也成为消费高档烟的大客户。“我们的高档烟专门销售给政府部门，因为能保证是正品，所以价钱也比市场上的高，再说政府部门也不在乎价钱高低。”一位在北京专供政府部门的经销商告诉记者，他维护着几个大客户，每年都能挣一百多万元。

事实上，税率达到五成左右的烟草产业，从原料种植、卷烟生产、产品销售每一个环节都与地方财政、税收息息相关。烟草业也已经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柱”。据烟草部门的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各地烟草牌号中，销售收入400亿元以上的品牌有9个，其中“双喜·红双喜”、“云烟”、“芙蓉王”、“利群”、“黄鹤楼”、“玉溪”等6个品牌的销售收入超过了600亿元，而“中华”更是达到1180亿元。

专家认为，礼品消费、公款消费助推了高价烟的泛滥，要让烟草行业回归理性，应根据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限制公务消费的标准，人均消费结合当地的消费现状制定相应标准。涉及烟酒等的标准要具体并有可操作性，同时还要严格监督执行、执纪执罚的配套措施。

有关专家认为，只有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不用公款消费香烟，各种会议不摆烟，招待客人不上烟、不劝烟，领导干部不收烟、不送烟、不敬烟，高价烟滋生的“奢侈文化”才会彻底失去市场，“指尖腐败”才会失去空间。

巧立名目：奢侈品发票开成“办公用品”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国人奢侈品消费巨额数据的背后，暗藏公款消费、权钱交易等阴影。

“送多少钱的礼，要看你想拿多大的工程，送的礼还不能太暴露，免得让人家麻烦。”一位做工程承包业务的老板告诉记者，这几年送的比较多的是爱马仕、古驰、路易威登等奢侈品。

近日，在北京爱马仕的一个专卖店里，记者称要选购公务礼品，该店导购马上推荐了2013年新款、价值5万多元的包。“这要是上班用是不是太扎眼了？”记者问道。导购笑着说：“放心，这包的设计很低调，最近很多人买这款送领导，很受欢迎。”

贝恩管理咨询公司的最新研究显示，京沪两地有65%的奢侈品消费者打算减少购买带有显著商标的奢侈品，他们转而偏好具备独特性、高品质和低调的奢侈品。

一位业内人士说，在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不断出台以来，那些从高端白酒、海参和鲍鱼里转移出来的送礼资金，部分溢到了奢侈品领域。

另外，以往一些单位之间“公对公”送礼不仅难以界定，而且还巧立名目，资金走账非常方便，通常用“办公用品”等名义就消化掉了。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即便打掉了伸向奢侈品的手，只要仍然存在利益驱动，送礼的手自然会伸向其他地方。想要管住送礼、收礼的手，先要打掉权钱交易的胆。因此，要从制度设计、执行等多方面堵住送礼的路径，遏制收礼的胆量。

烟酒变现：礼品回收已成产业链

记者注意到，一些回收礼品的老板除了拥有实体店外，还会有几辆贴有“礼品回收”的面包车停在附近。据了解，礼品回收店多以烟酒商店的形式存在，实行回收、销售一条龙，已经形成产业链，回收的礼品大多又回流到了商场、酒店、烟酒经销点。不少回收店的老板本身就是烟酒经销商。

在北京朝阳路一家烟酒零售店的橱窗玻璃上贴着“礼品回收”四个大字，很是显眼。记者向店老板询问：“软中华的回收价是多少？”“一条软中华的回收价是500元。”该店老板说。“怎么还不到八折？”记者问，它的市场售价是在650元以上。“现在中央有了新政策，生意不好做，高档烟酒都落价了。”该店老板回答，年前来卖回收礼品的人还很多，现在少多了，因为都改成送礼品卡了。

记者暗访时还发现，相对于名烟、名酒、冬虫夏草等高档礼品，目前回收市场上最火的要数购物卡。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庄胜崇光百货走访，发现商场门口有很多回收礼品卡的“黄牛”。他们声称，购物卡、油卡可以九折回收，高于1万元的卡可以九三折回收。

一位长期从事高档礼品回收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回收礼品最多的时候是在国庆节、中秋节、元旦、春节等节日期间。礼品回收店多集中在官员住宅区、医院、教育区、繁华商业区等地段。

“现在卖烟酒还不如卖菜呢，因为烟酒的进出价都是透明公开的。我们挣钱主要靠回收这块业务，要不是这周边有大学、医院和电力建设公司，回收生意好做，我早就不在这干了。”北京朝阳路一家烟酒零售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中央新政策出台后也影响着他们的生计，但是因送礼需求而购买高档烟酒的还不在少数，“他们进店不问价钱，都索要发票，很明显嘛。”

据工商部门相关人士介绍，从工商注册的角度来说，没有礼品回收这个行当，礼品回收店在工商部门都不会被注册。有的店铺以其他名义注册，但如果回收购物卡、燕窝、冬虫夏草等礼品则属于超范围经营，回收烟酒则属于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商部门也在加大查处力度，近年来礼品回收的实体店面数量正在减少，但是一些更加隐蔽的礼品回收行为在增多，比如网上的虚拟礼品回收店就越来越多。专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公款送礼行为催生了高档礼品回收市场的“繁荣”。

我国三公消费突破9000亿 相当去年财政收入10%

中新网杭州3月24日电 24日，由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指出，遏制三公消费需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将三公消费与费用结算完全分离，并接受全民监督，真正把三公消费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据专家估计，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越来越庞大的三公消费支出引发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中央政府曾颁布许多文件遏制三公消费，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过一系列举措。不过，其收效并不令公众满意。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长期研究三公消费治理问题。据他分析，三公消费支出逐年攀升系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公共权力长期封闭运行；二是公共资源责任主体长期缺位，形成“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三是社会公众监督严重缺位，忽视了公众力量。

范柏乃提出，在各级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三公消费的费用结算中心，实行三公消费与费用结算完全分离，并建立公务招待网站，接受全民监督。

他以公款吃喝举例：在俄罗斯 ，公款请客需要履行严密的手续，整个过程需要消耗数月。首先，在请客吃饭之前，需要填写一张详细的“请客吃饭”清单，具体说明请客吃饭的时间、地点、人数、费用和原因等；其次，这份清单需经三个领导批准；第三，请客吃饭财务报销时，需在发票上详细说明酒菜的品种、数量、价格等。

“对于俄罗斯的政府官员而言，公款请客吃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范柏乃认为，中国欲遏制三公消费，必须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真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绩效管理研究会会长高小平强调，治理三公消费还需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结合，并引入全程全域的管理理念。

“还要考虑消费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高小平说，中国的一大部分消费基本上是官场消费带动的，在遏制官场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市场的健康培育。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认为，只是单纯禁止公款吃喝，那么很快会衍生新的方式来代替公款，如请老板付钱。所以，遏制三公消费实际上需要将公务活动回归到正常办公场所，改变中国人所谓的酒桌上办公的陋习。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则提出，三公治理不能实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如公款请客，如果一点不请也是不现实的，有些确实需要的接待，必须控制的一定标准里，有严格的审批，接受监督。”蓝蔚青表示，三公治理是一个长期的作用，应坚持走下去，逐步进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