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 

野村证券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10年多数新兴市场地区将强劲复苏，发达经济体复苏较缓。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基本符合这一预期。针对2011年的全球经济走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他说，野村对2011年的全球经济预测仍维持上述判断，即新兴市场将继续强劲增长，但存在过热风险，而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之路继续面临强大逆风。

全球经济保持双轨运行

谢尔德指出，在2008-2009年经历了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预计2009年早中期开始的经济扩张将得以延续，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4.3%。除非出现重大的冲击或政策失误，否则全球经济以及任何主要经济体都不可能重陷衰退。

预计全球经济复苏将保持双轨运行，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达6.6%，远超发达国家2.2%的水平。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基本情况普遍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继续面临金融危机余波带来的逆风。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中将有近四分之三来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中几乎有一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贡献。谢尔德说，按照我们的预测，中国对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美国的三倍，而印度的贡献相当于西欧和日本的总和。

谢尔德认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要实现重新平衡面临重重波折。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紧张局势可能仍是市场波动性和经济前景下行风险的主要原因。

发达经济体可能依旧低迷

谢尔德认为，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在危机之后可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低迷增长期。与GDP下跌速度相比，经济增长步伐可能太过缓慢而无法很快闭合产出缺口，从而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且通胀压力有限；财政当局急于缩小因危机而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但经济的低增长限制它们这样做的能力；央行需要且能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那些采取非传统措施的国家可以长时间保持宽松政策，这不会导致未来高通胀。

针对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谢尔德认为，在美国，危机后的关键负面因素是家庭不断削减债务，这一过程还需要持续4-5年；金融监管机制的不确定性；如何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疗改革以及受到束缚的政府能否应对长期财政挑战。预计美国经济2011年将增长2.5%。在欧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发生，同时财政紧缩逆风以及对欧元未来的信心危机也比预期的更早出现。预计继2010年可能增长1.8%后，欧洲经济2011年有望增长2.0%。

此外，谢尔德预计，日本2010年经济增速可能因基数效应达到3.7%，2011年则仅增长1.1%。

新兴市场经济存在过热风险

毫无疑问，新兴市场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主要动力。谢尔德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疲软，并且新兴市场的风险似乎受到控制，资本自然会流入新兴市场寻求更高的潜在回报。但鉴于增长表现和前景不同，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汇率总体上应该相对发达国家货币升值。应该逐步进行的全球经常账户重新平衡也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新兴市场实际汇率的升值也会促进全球的重新平衡。

谢尔德进一步指出，全球由于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需求疲弱，新兴市场决策者很可能会加强外汇干预并实行会产生干扰影响的资本管制来抵制名义汇率升值，结果是实际汇率的逐步升值可能表现为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胀。

谢尔德认为，部分受到新兴市场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扬。由于食品在CPI篮子中占比较高，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挑战；更灵活的汇率会让这些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价格冲击。他说，我们看好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预期2011年的通胀仅从2010年的5.3%小幅上升至5.7%，但通胀超出上限的可能性在提高，从而考验央行的防通胀目标决心。

展望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极为复杂：货币政策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增大、资本流动频繁。特别是美国严重依赖政策刺激、欧洲债务危机积弊很深、日本陷入本币升值和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决定了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较快的“南高北低”双轨格局明年将延续。旧疾新患并生，冷热格局并存。全球经济复苏艰难而曲折。

新兴市场动力不减 谨防热钱扰动风险

2010年末，新兴市场经济体合作发展经历了一件大事——“金砖四国”扩容，吸收南非加入。在此之前，新兴经济体已连续两年为全球贡献了绝大多数经济增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为新兴经济体第一梯队的“金砖四国”更是不负众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启动内需市场，降低出口依赖，把握全球经济再平衡主动权。

在这一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扩容似乎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既表明了新兴经济体强劲的梯队力量，同时也预示着新兴经济体的多边合作机制更趋灵活和追求实效。因此，2011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继续“给力”全球经济，同时改善自身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质量。

“火车头”动力不减

各大国际组织对新兴市场2011年世界经济贡献率寄予厚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2011年全球经济将呈现“2-4-6-8”的增长态势，即发达国家将增2.2%，世界经济将增4.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增6.4%，发展中亚洲经济体将增长8.4%。即新兴经济体依然将鹤立鸡群，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IMF还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而“2-4-6-8”的增长态势将持续到2015年。

世界银行估计，未来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其GDP年均增长高于6%。另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其内需的拉动也将使得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作为第一梯队的新兴大国，“金砖四国”仍将引领全球增长。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0年中、印、巴经济将分别增长10.1%、8.4%和7.6%，即使受危机严重打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将增长3.9%。而2011年，“金砖四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印经济仍可增长8.9%、8.2%。

谨防资金大进大出

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2010年12月31日发布报告称，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2010年全年的资金流入量分别为920亿美元和530亿美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外资持续的大量流入，也使得衡量新兴经济体股市表现的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2010年收获超过13%的增幅，超过了同期衡量发达经济体股市的MSCI全球指数9.2%的涨幅。

不过，资金的大进大出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不稳定风险。野村控股驻伦敦的全球股票策略师伊恩·斯科特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10年资金过于青睐新兴市场，2011年这种趋势可能转向，投资者应特别谨慎。他将发展中国家股票评级由“加码”降至“减码”，并称该地区的股票易受借贷成本上扬及资本管制影响。

下一次危机来自何方  

过去三年，世界经济笼罩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的阴影下：次贷危机、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失业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名词纷繁不一，后果都很严重。在这些危机中，最显著的无疑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次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会是我们大多数当世之人有生之年最糟糕的历史回忆吗？

历史往往是难以琢磨的，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冷静和清醒的态度。在“后危机时代”，我们还远未到可大舒一口气的地步。在欧洲，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新兴市场国家，通胀之虎正咆哮而来。如果说这些小危机尚不足以动摇根本，那我们更需要叩问，下一次严重的危机将来自何方？

这样发问，绝不是我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显露欲望，而是基于世事无常的残酷现实——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经济危机。今天让人赏叹有加的应对危机的良策，却很可能是下一次危机的滥觞。

两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之时，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感叹说，作为这次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政府的举措必须着眼长远，不能以一次危机替代另一次危机。

林毅夫的提醒，正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噩梦。这位被认为曾两次拯救美国经济的传奇人物，因为金融危机而晚节难保。在许多美国人眼中，金融危机的源头正是格林斯潘的低息政策——当年格林斯潘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互联网泡沫的举措吹鼓起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最终破灭，一切繁华成为幻影。

这次美国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成为另一个“大萧条”，美联储的沉着应对居功至伟，格林斯潘的接任者伯南克也成为新的明星。《时代》周刊更认为，是伯南克拯救了美国经济，他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2009年度人物。

但伯南克真没有重蹈格林斯潘的覆辙吗？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太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伯南克比格林斯潘更会冒险。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伯南克正在格林斯潘的老路上狂飙突进：他拯救美国经济的法宝就是大幅降息，拼命开动美国印钞机，以此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刺激美国经济。于是，这就有了最近备受争议的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这还只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作为应对危机的另一手，则是美国宽松的财政政策。为刺激美国经济，美国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支出，但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财政赤字的猛增。在过去7年里，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翻了一番，接近1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的负债额超过了10万美元。

大量美元投向市场，一旦失控，就会酿成“美元危机”——美元大幅贬值、通货急剧膨胀。按照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总裁希拉·贝尔的判断，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改变目前的经济政策，下一次危机就可能发生在美国，“最终，联邦政府的这种持续借贷行为将严重打击投资者对美国政府所持债务的信心，从而直接危及美国的金融稳定。”

如果下一次危机真发生在美国，其他国家就需要好好筹谋一下了。比如说，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接近1万亿美元，一旦美国国债风险增加，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寻找美国国债以外的安全投资对象，显然是中国财经决策者未来几年需要思考的棘手难题。

万一美国再次发生危机，世界怎么办？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那时将是世界被迫联合起来拯救美国，否则，危机势必进一步蔓延，受害的将是全世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短语就是“大到不能倒”，意思就是华尔街造成了危机，但美国政府为了金融稳定，不得不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这些金融巨头。从世界角度看，美国不就是更大的“大到不能倒”吗？

“金砖国家”合作有望更上一层楼

近日，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该消息传出后，各方反响强烈。

但2001年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著名经济学家奥尼尔表示，与南非相比，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经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更有资格入选“金砖国家”。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经济总量目前为2850亿美元，还不到“金砖四国”经济总量最小的俄罗斯的四分之一。

自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以来，“金砖国家”逐步形成固定对话合作机制，加快向机制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此次“扩容”，“老金砖四国”千挑万选，对新伙伴的挑选标准与奥尼尔等欧美分析人士自然有所不同，经济总量并不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而更侧重于代表的广泛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南非的加入扩大了“金砖国家”的地理范围，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扩大到了非洲。“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更具全球性，这符合世界目前的发展趋势，顺应国际体系多极化的潮流。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悄然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合作机制将有望在全球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从发展的角度看，非洲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而作为非洲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南非相关企业在非洲金融、电力、电信、建筑、农业等行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非将为其他“金砖国家”拓展与整个非洲的合作提供机遇。

从构建合作机制内循环角度来说，“老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重要基地，而俄罗斯和巴西是大宗商品供应的重要国家。背靠拥有10多亿人口的非洲大陆，同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南非加入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内的经济互补以及通过内循环规避全球性风险的运作势必更加顺畅。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惊涛骇浪”虽已过去，但全球经济仍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复苏路上的各类“暗礁”仍需提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比发达经济体更快、更好地走出了危机，但在群体性崛起之后，这些经济体需要“抱团取暖”，加强合作，在重大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协调立场。因此，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迫切需要一个机制平台进行更为有效的政策沟通。

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组织形式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合作组织相比仍比较松散，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与主张也不尽相同。不过，在抛开分歧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多方面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其未来的开放性合作前景值得期待。

五大隐患制约世界经济增长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美国货币政策“外部性”问题、发达国家债务风险、新兴市场通胀趋势等，都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看，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弭，对2011年全球经济影响依旧难料。

一是严重依赖政策刺激凸显全球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的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2010年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然而，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动力，全球实体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曲折和艰难。尽管全球范围内将有“二次政策刺激”来对冲“二次衰退风险”，但真正走出危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反映经济自主增长动力的个人消费及企业投资尽管略有恢复，然而依然薄弱，一旦刺激性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长很可能再次放缓。

二是主权债务危机常态化，美国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警惕。主权债务不仅是欧洲的风险，当前债务问题和财政状况恶化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普遍性”，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美国主权债务问题更需高度警惕。美国债务余额高达13.8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余额的24%左右。近期随着欧洲主权债务系统性风险的逐步展开，美国一些“隐性风险”正在向“显性风险”转化：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一季度，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为2.8万亿美元，其短期债务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使州政府面临清偿危机，美国主权债务的新风险序列正在形成。更为严峻的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美国刚刚通过的延长减税期限的计划对美债形成打压，美国债券市场持续疲软，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甚至遭到自雷曼倒闭以来最大规模的抛售，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被引爆的时间窗口为时不远。

三是全球流动性泛滥下新兴经济体通胀整体抬头成为新风险。美联储重启QE2，加大了美元贬值压力，致使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泛滥。新兴经济体大都是生产型国家，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处于巨大风险之中，新兴经济体被动超发货币，本币投放过多。同时，外部的流动性持续大量流入，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导致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两难窘境，日益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本冲击十分巨大，也必将影响未来产出。

数据显示，在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极其巨大。同时，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涨势较猛。2010年第二季度，亚太地区房地产价格同比涨幅高达14%，居全球之首。在这种格局下，新兴经济2011年将进入加息周期，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不协调很可能是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新风险隐患。

四是金融财政风险尚未根本消除，恐引发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并未消除，影响还在持续发酵。由于美国金融系统处于脆弱的修复期，信贷收缩状况依然突出，美国商业银行信贷连续几个季度处于总量收缩状态，尽管近期有所恢复，但银行惜贷现象较为严重，贷款违约率及银行资产隐性风险攀升。债务危机始终是欧洲的最大风险，主权债务和银行业风险隐患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五是房价深陷低迷，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仍处大底部区域。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投资崩溃，房价未来五年将处低位。发达国家过去十年的房地产周期与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明显不同，因为房地产周期变动被银行的信贷强化了。宽松的货币条件和不受约束的金融创新使家庭融资变得更加容易，进而放大了家庭的投资杠杆。去杠杆化使本轮房地产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家庭去杠杆化的过程比公司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缓慢得多，因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房地产价值占绝对比重，而出售房屋比出售股票和债券更加困难。因此，房地产市场复苏比由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问题触发的衰退复苏更加艰难。